刘哲: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

党的十九大报告中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深化金融体制改革,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”。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建设指明了方向。

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,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价值,就在于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优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。把脉当前中国金融体系,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要准确定位金融改革的关键痛点,既要疏通堵点,又要标本兼治,才能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。

发展直接融资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IPO数量

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中,明确提出“提高直接融资比重,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”。

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存量为167万亿元。其中,人民币贷款占比67.9%,达113万亿元,企业债券占比10.59%,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仅为3.74%。中国的企业融资目前仍然过度依赖商业银行。而在银行体系中,资金天然会流向有硬资产抵押、政府隐性担保的传统国有企业。拓宽金融供给渠道,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“两条动脉”,解除金融供给量的抑制,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。

2016年3月以来,证券监管层着力于倡导和推行IPO常态化,这对于缓解IPO“堰塞湖”,拓展企业融资渠道,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,弥补金融体系短板具有重要实践意义。

但需要重视的是,不能把发展直接融资简单等同于增加IPO数量,完善直接融资的基础金融制度,注重“质量”的提升,是发展直接融资的基础和治本之策。

以创业板为例,对拟上市公司设定一定的财务门槛,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筛选作用,但需要与时俱进,与新兴企业发展的新特点相适应。

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,互联网科技、大数据等新兴经济的逐步涌现,新供给、新动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。与传统产业不同,这些产业往往是轻资产、科技型、服务型企业,其盈利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在传统产业中,一般要先有销售收入才能有利润,进而为股东创造价值。而对于知识产业、信息产业、文化娱乐产业和其他服务业,可以是先有社会公众价值,再有盈利模式。在积累知名度、迅速抢占市场、获取社会公众价值的时期,其盈利可能是负的,而一旦形成了公众价值,自然会形成多元、弯曲的盈利模式。如果只强调前期的盈利能力,而忽视了产业新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的盈利潜力,就会把类似于京东、微博这样的新经济企业拒之门外。

同样,强化和完善退市制度,也不应仅仅将标准局限于财务数据,而应把决定权更多地交给市场。比如,公司市值较低或公众持股市值、持股数较低等市场指标,也可以纳入到退市的标准中。

无论是注册制还是审核制,创业板应更好地发挥服务“创业”的作用,让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能有机会上市,让差的公司、圈钱的公司能够被很好地鉴别出来,通过深化制度改革,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。这个质量并不是简单通过财务指标进行“质检”,而是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,让市场和投资者来质检,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。

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简单理解为“融资”

十九大报告中,明确提出要“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”。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,金融要把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这有利于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,但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简单理解为“融资”,更需要重视优化供给结构。

我国拥有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和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但“钱”却很贵。市场更是一边闹“钱荒”,中小企业贷不到款,一边闹“资产配置荒”,金融机构找不到优质标的,企业和储蓄者之间似乎有着一道鸿沟。

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,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,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对于有发展潜力的新经济而言,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需要给其融资,但对于“僵尸企业”,服务实体经济是要及时“撤资”。

具体而言,对于新兴产业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,通过创新金融产品,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提升金融的整体服务水平。对于产能过剩、环保不达标、产业领域低端、缺乏长期盈利能力的传统制造业,若出于政府隐性担保、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等方面的考虑,仍不断输血维持生存,则会破坏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。资本太多流向这些“僵尸企业”,会降低资金的配置效率,对创新型新供给企业产生挤出效应。

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重视抵押担保的同时,应穿透到企业融资的“实质”用途,不能简单的“一刀切”。比如,对于增加融资优化主业的企业,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,应予以支持;而对于融资资金不进入主业反而从事金融投资的,应予以控制,降低企业的负债率。

同时,融资只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方面,支持产业转型的企业并购重组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。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,依法、合规的并购重组,尤其是能够形成良好协同效应的相关产业之间的重组,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。

据统计,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678笔,涉及金额1.02万亿元;信息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业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重组交易270笔,涉及金额3200多亿元。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并购贷款等,允许这些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可转换债券、发行优先股票等,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股权投资、产业基金等方式参与企业并购重组,有利于促进旧动能转型升级,推动新兴产业发展。

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要先练“内功”

实体经济是金融的终端消费者,金融内部空转、资金供给效率低下,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:要么脱离实体经济形成金融泡沫,要么作用于实体经济但提升了整体融资成本,降低了资金供给效率。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,但在这过程中要把准脉,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,让合适的金融机构去服务适合的实体经济。

国有银行的信贷审批流程相对传统,更注重资产抵押和政府信用担保,每笔贷款的信贷审批成本相对固定,资金规模较大,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。对于政府基建项目、大型国有企业融资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等资金需求规模大、比较适合传统信贷审批流程的项目,国有银行更有优势。

反之,对于单笔信贷金额较小,轻资产或信用贷款,国有银行则竞争力不足。其以传统的信贷审批技术与流程,尚不能覆盖单笔小微额贷款的成本。即使出于战略或政策等因素考虑,成立了专门的小微企业部门,也会面临缺乏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等现实掣肘,甚至演变成仅为了完成户数、金额指标的“样子工程”,表面上是支持小微企业,实际上可能会采取变通的方式。比如,一笔大额贷款拆成数笔小额贷款,或者为了满足开户指标,每家企业仅仅提供几万元贷款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。

国有银行也需要服务中小企业,但前提是必须先把内功练好,提高资金的供给效率,降低供给成本。在管理成本、信贷审批制度、金融科技融合等领域建立核心竞争优势,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优化线上贷款流程,提高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等,而不是仅仅为了响应号召,搞“样子工程”。

中小股份银行、村镇银行或民营银行的决策机制相对灵活,审批效率较高,创新能力较强,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。一些中小银行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,对于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、征信情况等更为熟悉,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,能够引入硬资产抵押之外的指标来合理评估贷款风险。这种小而精的金融机构,不盲目扩张或多元化,扎根区域和本土,能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。

像微众银行、百信银行这样,具有大数据优势的民营银行,恰恰弥补了大型银行的劣势,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,整合交易记录、客户评价等数据,创新信贷评价体系,做出前瞻性的评估,用技术创新覆盖掉小微额贷款经营成本,进而能够为小微企业、个人提供差异化、便捷的金融服务。

“百病源于经络堵”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,当存在金融抑制时,资源配置功能就会下降,资本的供给成本就会提高,供给效率就会降低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疏通经络,解除金融供给量的抑制,多渠道服务实体经济;要优化供给结构,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;要对症下药,提高金融供给效率,让合适的金融机构去服务适合的实体经济。通过深化金融改革,解除金融抑制,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,才是治本之策。

(作者系万博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) 

(责编:杨丽娜、常雪梅)

文章来源:人民网

2017年10月21日 15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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